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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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推文《胡毅峰被查,秘书先日被带走,胡父早年也曾任高院院长》中,首次透露了胡毅峰的父亲是中国革命家,并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情况。
后台有些读者朋友希望了解更多的在内蒙古革命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特木尔巴根的红色人生。
对于特木尔巴根,熟悉他的人说他身体瘦弱,但他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精神很好,乐观豁达。
其实,特木尔巴根除了担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外,还是自治区党委政法党组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委委员,是当时成立的自治政府重要领导人之一。
该院存有特木尔巴根内生平史料
特木尔巴根,曾因地下工作用过不少别名。
他年轻时投身革命,1925年赴莫斯科东方革命大学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同乌兰夫等5位同志一同回国,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长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不错,特木尔巴根可是当年与乌兰夫(1906年—1988年,上将军衔,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富春(1900年—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国家领导人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战友。
1901年10月,特木尔巴根出生在内蒙古赤峰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丧父,少年丧母,生活极其艰难困苦,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0岁时,地下工作经验已十分丰富的特木尔巴根成功打入了内蒙古自治军。
1936年4月,日本侵略者威逼华北,内蒙古东部地区地下工作面临形势严峻。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特木尔巴根离开内蒙古自治军。
同年5月,他担任东科中旗达王府小学校长,以此为掩护开展隐蔽斗争。
这段时间,他的处境虽然越来越艰险,但仍然与敌人周旋,坚持地下斗争。
1938年,特木尔巴根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针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地下斗争的需要,大力培养革命骨干和积极分子,他组织指导30多次的秘密培训,教他们如何与敌人进行隐蔽战线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1941年6月23日,因叛徒告密,特木尔巴根不幸被日本特务逮捕。
狱中,特木尔巴根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没向敌人吐露半点组织秘密。
后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多方营救,特木尔巴根于1941年10月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仍克服重重困难,继续秘密工作。
抗战胜利后,内蒙古东部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
作为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秘书长(即书记)的特木尔巴根,面对当时复杂紧迫的局势,果断决定,尽快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他写了亲笔信,派包玉昆去内蒙古西部地区联系。
信的全文如下:
在派出包玉昆的同时,特木尔巴根等人领导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自治运动。
1946年1月16日,东蒙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
特木尔巴根被选为自治政府委员,兼任经济部部长。
1946年组织剿匪斗争时期
1946年5月,内蒙古东部宣布成立兴安省,选举特木尔巴根为省政府主席。
在内蒙古统一的工作上,特木尔巴根立下了大功。
乌兰夫在收到包玉昆送来的信后,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加快内蒙古统一自治运动的步伐。
1946年3月,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应尽快促成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坚持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坚持统一自治运动由共产党领导。
1946年3月下旬,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协商决定,各派7名代表在承德举行会议,史称“四三会议”。
这次会议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隔的局面。
1946年4月,乌兰夫(前排左)和特木尔巴根(前排右)
对特木尔巴根在“四三会议”上的贡献,时任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说:
“特木尔巴根同志是内蒙古革命的前辈,是难得的民族干部,他可是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啊!”
在“四三会议”期间,特木尔巴根由苏联共产党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1947年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并即时召开了自治政府首届政府委员会议,确定了自治政府各部人选。
特木尔巴根被任命为首任财政经济部部长,为了克服在财政上面临的巨大困难,他夜以继日地工作。
1951年初,自治区精简机构人员时,他第一个精简了在财政部做资料工作的妻子苏布敦格日勒。
由于他的带头,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多了,顺利地完成了精简机构工作任务。
1954年5月,特木尔巴根和妻子苏布敦格日勒有了孩子。
夫妻俩给这孩子取名胡毅峰,期望孩子将来的性格与意志像山峰一把坚硬。
这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特木尔巴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当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又连续出席了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连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右三为特木尔巴根
特木尔巴根1955年2月在政协内蒙古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1955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乌兰夫、特木尔巴根等一批革命前辈努力创立的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特木尔巴根为内蒙古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安定,为自治区的司法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与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经历相似,特木尔巴根的人生也充满艰难曲折。
在解放前,他曾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并在狱中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
在文革期间,特木尔巴根又被打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黑干将,1968年1月30日在呼和浩特含冤离世。
1979年1月21日, 中央批准自治区党委《关于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古二月逆流”冤假错案的请示报告》,指示要为在这两大冤假错案中受害的人员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自治区党委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特木尔巴根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追悼会于1978年4月5在呼和浩特举行。
当时有中央的指示,他的骨灰安放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胡毅峰是21日上午从家里被带走的,如今身陷“囹圄”。
父子曾同为内蒙古高院院长,父亲68岁含冤离世,而他68岁时被查。
是天意还是人为?
天意和人为之间有差距吗?
我认为,天意只是人为的部分。
此刻,无论是对抗、侥幸?
还是犹豫、悔过?
胡毅峰都会念起荣耀一生的父亲,而懊恼不已,也并将抱悔余生。
对老父亲的在天之灵,他不仅辜负,而且抹黑!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然而想,又有多少人能“早知”,又有多少人甘愿“早知”呢?
权力在握时,甜言蜜语和各种诱惑环绕,又有谁愿放弃诱惑而选择“逆耳忠言”呢?
这会,想起早年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判死缓的情景。
他在狱中忏悔:
“我的父亲在公安部是艰苦奋斗的模范、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而我却成了一个腐败的典型、一个罪人。
我真是对不起为了中国的今天而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父亲。”
然而,我想,当他仍是副部长时,谁要是提醒他想想老前辈,他不当场给你好看才叫怪!
其实,这种后悔不带有任何事发前的主动性。
只是事发后由于面临着严厉的惩罚,畏惧才开始占了上风,他们这才为过去所为感到后怕和反悔。
然则,在没有暴露前,他们对法纪、对人民又哪有一点敬畏之心?
对获取不该得的利益又哪有一点愧疚呢?
文后,用一位湖南省某处级小贪官在狱中忏悔做结:
“人生如果可以重来,我决不会为了贪欲而犯罪,到头来不仅葬送了美好的政治前程,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也给挚爱我的亲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人生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回到在农村时粗茶淡饭的艰难岁月,也绝不会为了贪欲而犯罪。
一想起这些,我就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仰望高墙电网外的自由天空,我在心灵深处发出深深的忏悔!”
虽然,贪官级别再小,但也是家里的一方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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